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，是在原始社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。在原始社会，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，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降生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
因此，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（夏商周三代）是一种部族国家，它的政治制度带有浓重的部族色彩，形成了以宗法制为焦点的制度体系，用分封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，用世卿世禄制作为选拔仕宦的基本方式。这种制度体系，以西周最为典型。夏代（约前21—前16世纪）的资料少少，商代（约前16—前11世纪）就已经有了比力蓬勃的宗族体系，西周（约前11世纪—前771）的宗法制度生长到了岑岭。
所谓宗法制，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组建的部族政治体系。商周的国家组织原则是“亲贵合一”，即根据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来确定社会品级，政权和族权合二而一，由贵族行使政治统治权。
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称为“王”，根据昭穆制度来确定班辈品级，凭据政治职位划分“大示（宗）”与“小示（宗）”。王之下为诸侯，诸侯之下为卿医生，卿医生之下为平民（国人），部族以外的被统治者则称为野人。
为了适应部族统治的需要，商周实行分封制。商周的“国”很小，实际上就是统治者直接治理的城邦，相传商初有三千国，周初有一千八百国。最高统治者“王”的直辖国界也不大，“王不待大，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”（孟子语），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。这种“国”实际上就是都，国都之外为野，也称为鄙，是被统治部族居住并从事生产劳动的地方。
“王”直辖区域以外的宽大地域，接纳分封诸侯的方法行使主权。例如，商王曾分封渭水流域的姬周部族，其部族首领被称为“西伯”。西周时，这种分封制已高度成熟，即所谓的“封邦开国，广建诸侯，以藩卫宗周”。
周初大分封，奠基了西周的国家格式。史称武王克商，“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”；周公正叛，“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”。
被分封的诸侯，接受周王的封爵和礼器，对周王负担纳贡和朝聘义务，并随王到场出征、祭祀、吊丧庆贺事项。如果诸侯发生了争执或冲突，则由周王举行调处。对于不尽义务的诸侯，周王有权处罚以致征讨。
诸侯海内部再分封卿医生，周王统领天下，诸侯治国，卿医生治家，士享禄田。“国”与“家”的同构关系由此形成。西周分封制本质上是松散的邦盟，诸侯国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。到了春秋时期，随着诸侯国之间的领土变化，以及诸侯海内部卿医生的实力消长，王室衰微，诸侯称霸，分封制开始解体。
经由猛烈的吞并战争，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（前475—前221）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逐渐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，这就是区域性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。战国七雄先后通过广泛的变法，完成了制度转换。战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逐渐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。
春秋时期，随着吞并战争的举行，秦、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，作为新的行政建制。郡县的主座，不再是世袭领主，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受理。
郡县主座由君主任免，对君主卖力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取代贵族领主的最早职业权要。郡县制取代分封制，有两个重要意义：一是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，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领土国家；二是国家治理人员由职业权要取代了世袭领主，使贵族政治转化为权要政治。
战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君主专制制度，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。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，建设起由君主执掌大权、卿士俯首听命的制度，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奠基了基础。秦王朝（前221—前206）实现统一大业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设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。实现统一后的秦王嬴政，自称始天子，成为天子制度的首创人。
汉代（前206—220）统治者沿用了天子的称呼，今后这一称谓沿用了两千多年。从秦汉起，帝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焦点。为了确保天子职位的神圣性，秦汉时期为天子的衣食住行划定了一系列特殊称谓。
东汉学者蔡邕在《独断》中将其归纳综合为：“汉天子正号曰天子，自称曰朕，臣民称之曰陛下，其言曰制诏，史官记事曰上，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，所在曰行在所，所居曰禁中，后曰省中，印曰玺，所至曰幸，所进曰御。其下令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书。
”从汉代起，天子都有特殊的庙号、谥号和年号。在庙号上，缔造王朝者称祖，德泽万民者称宗；在谥号上，一般用最能表达天子功劳的归纳综合性字样，如“文”“武”“明”“庄”等等；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使用的，一般用具有特殊指意的词汇，如：“建元”、“元鼎”、“建武”、“永平”等等。
今人在习惯上一般用谥号称谓汉晋天子，如华文帝、汉元帝、晋武帝；用庙号称谓唐宋天子，如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宋仁宗；用年号称谓明清天子，如洪武帝、永乐帝、康熙帝。汉代统治者吸取秦朝不早立扶苏导致赵高矫诏传位胡亥的教训，建设了太子制度以保证帝位的传承。今后，太子被称为“国本”。立太子的基本原则是“立明日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”。
如遇天子年幼或因其他原因无力处置惩罚政务，汉代又形成了太后听政制度。这样，就从制度上孕育出了太后和天子争权的隐患。
太后听政，一般都重用外戚，天子久居深宫，身边的亲信只有阉人，东汉的外戚阉人轮流专政，实际上就是天子专权和太后听政制度矛盾冲突的体现。秦汉时期的正规中央政府为三公九卿制。
三公是最高政府主座，其中丞相卖力行政，太尉卖力军事，御史医生卖力监察。九卿是政府部门主座，其中太常卖力礼仪教育，光禄勋卖力宫殿侍从，卫尉卖力皇宫守卫，太仆卖力车马畜牧，廷尉卖力司法审判，大鸿胪卖力外交和少数民族，宗正卖力皇族事务，大司农卖力财政经济，少府卖力天子生活事务。
九卿以外另有一些部门主座，称为列卿，如执金吾卖力京城警卫，将作大匠卖力工程修造，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卖力太子事务，大长秋卖力太后事务。天子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叫宫禁，或叫宫省；三公九卿的衙门在宫外，叫府或寺，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正规中央政府也叫外朝。
为了天子处置惩罚公务利便，皇宫内部也设有一些办公机构，叫台或阁，其中比力有名的是尚书台和兰台。另外，天子还可以用加官的方式，给外朝信得过的官员加上某个头衔，令其入宫服务，加官比力有名的有侍中、中常侍、给事中等，加官和台阁比力灵活，不太正规，但他们在天子身边，大权在握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决议中心，人们称其为中朝。三公九卿虽然正规，却离天子较远，主要是执行政策和治理事务。
中外朝的形成，对厥后的政治体制有着重大影响。到了东汉时期，尚书台就已经取代了丞相的职能，御史台也取代了以前的御史医生府。主管行政的尚书令，主管监察的御史中丞，加上督察京畿的司隶校尉，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，人称“三独坐”。在地方上，秦和西汉实行郡县两级制，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制。
州的主座为刺史，郡的主座为太守，县的主座为县令长。汉初，曾在各地分封了一批诸侯王国，厥后，诸侯王国与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反抗，以至演变为“吴楚七国之乱”。
七国之乱平定后，诸侯王国的最高行政主座“相”一律由中央任免，听命于朝，剥夺了诸侯王的行政权。同时，汉武帝还继续了文景以来的削藩政策，接纳推恩、助酎的方式，解决了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。
所谓推恩，就是使诸侯王诸子都有继续分封的权利，从而用类似“分居”的方法肢解诸侯王国；所谓助酎，就是让诸侯王拿出黄金作为祭祀祖宗的赞助，对于有抗命迹象的王国，则捏词酎金成色不纯削夺其爵位。通过这些措施，武帝以后的诸侯王国，成为与郡相同的地方行政建制。
王朝体制由秦建立，汉承秦制而且历代相沿。可是，秦朝统治酷烈，二世而亡。
汉朝吸取秦亡教训，调整统治政策。到了武帝以后，推崇儒术，建设天人感应理论，以儒学确立基本价值导向，以法制稳定社会秩序，王霸兼用，礼法并行。
在政治制度上，一方面天子具有最高权威，另一方面天子要受天命约束；公卿百官既要听命于君主，又要遵循社会公认的道义；而且在中外朝之间、在政务官员和监视官员之间形成了开端的制衡体系。这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努力作用。
魏晋时期（220—420），门阀政治兴起。所谓门阀政治，就是家族品级制向政治领域的渗透，详细体现为王谢大姓独霸朝政。
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后，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日益显赫，被人称为士族，控制了各级政府的清要官职。西晋时，天子要依赖士族统治社会，制约宗室，驾驭权要队伍。到了东晋，门阀势力的膨胀使其与皇权有了一定的矛盾。民谣称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，反映了作为士族的代表王氏家族与皇族司马氏在国家权力中的关系。
魏晋的政治制度在分封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。曹魏鉴于汉代的分封曾造成了地方盘据，加上宫廷斗争的因素，魏文帝对宗室限制较严，大权旁落于外姓。司马氏从曹魏手中取得政权，片面罗致曹魏失权的教训，大封宗室，诸王集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，效果酿成了“八王之乱”。东晋以后，分封过重的毛病才逐渐纠正了过来。
隋代（589—618）竣事了南北朝的破裂局势，重新实现了统一，在政治制度上承继北朝，有一番比力大的建设举措。继隋而起的唐代（618—907），进一步健全制度，在宰相制度、机构设置、监察台谏诸方面更为完备。秦汉时期，以丞相作为天子的辅佐。
到了东汉，尚书令取代了丞相的权力。南北朝时期，中书令和侍中逐渐有了宰相之称。到了隋唐，对宰相制度做了比力重大的革新，实行团体宰相制，支解相权，以消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。
所谓宰相，是指辅佐天子、统辖百官的政务主座。各朝各代的宰相名称差别，如秦汉为丞相和三公，隋和唐初为三省主座，即尚书仆射、中书令和侍中各二人。同时，又以种种加衔，如参掌朝政、平章国计、同知政事等名目到场宰相事务。
厥后，逐渐确定以加衔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和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为宰相，三省主座反而被清除在宰相班子之外。宰相的办公所在为政事堂，接纳团体议事制。
这种团体宰相制，有效地保证了皇权专制，除了玄宗时期泛起过宰相专权外，基本上再没有泛起过汉魏以来的那种“强权宰相”。从唐太宗起，任用了一批学士作为自己的政务照料。高宗时正式设立北门学士以分宰相之权。
玄宗在皇宫内设立翰林院，作为天子身边的近侍照料机构。起初，翰林学士逐渐取代了中书省的部门职权，为天子起草诏旨文书，厥后，逐渐又取代了部门宰相权力，成为天子身边的决议中枢。
所以，贞元以后，人们有时称翰林学士为“内相”。隋唐的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。三省为尚书省、中书省和门下省，是政务中心。
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，由东汉以来的尚书台演变而来。它以“省”为名，正是要显示其出于宫禁的来源。尚书省的主座为尚书令，但一般不设，而由左右尚书仆射总揽其事。
仆射之下，有左右丞协助仆射分管六部，左右司郎中协助左右丞处置惩罚事务。尚书省的总机关，称为都省。
尚书省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六部主座为尚书，副职为侍郎。唐代六部尚书经常作为重臣的兼职，其中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权力尤重，往往为宰相兼任。安史之乱后，六部尚书逐渐成为藩镇大员的加衔，而侍郎成为六部的实际主座。六部各有四司，共二十四司，司的主座为郎中，副职为员外郎。
中书省是最高决议机构，掌“军国政令，草拟制诏”。主座隋代称内史，唐代改为中书令。副职为中书侍郎。
通常正式的制诏诰敕，一律由中书省起草。详细卖力起草诏令的官员为六名中书舍人，同时卖力对尚书省六部的上奏文书提出处置惩罚意见。中书舍人还卖力监视仕宦考核和法司审判。
门下省是最高审议机构，掌“出纳帝命，封驳诏奏”。主座隋代称纳言，唐代改为侍中。副职为门下侍郎。
通常上下文书，一律由门下省审议。详细卖力审查诏奏的官员为四名给事中，具有封驳权。封指封还，驳指驳正。
天子下发的制敕，六部上报的奏章，门下省认为不妥者可封还重拟，或者直接纠正。这种封驳制度在政策制定和政务监控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同中书舍人类似，给事中也卖力监视仕宦考核和法司审判。中书省和门下省附设有一批言谏官员，详细为散骑常侍、谏议医生、补阙、拾遗，分左右而设，右归中书，左归门下。言谏官员可以对政务廷诤面议，也可上封言事。“凡发令举事，有未便于时，不合于道，大则廷议，小则上封。
”从而使进谏有了制度上的保证。另外，中书省和门下省还设有一批记注官员，划分为起居舍人和起居郎，卖力记载天子言行，称为《起居注》，用作修史的原始资料。唐代言谏制度和记注制度的完善，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。三省之外，隋唐还设有秘书省、殿中省和内侍省。
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和太史局，分管四部图书和天文历法。殿中省下设尚食、尚药、尚衣、尚舍、尚乘、尚辇六局，分管天子的生活事务。内侍省为专职阉人机构，下设掖庭、宫闱、奚官、内仆、内府五局，统管宫内服务和阉人宫女。
在国家治理中，往往新的制度建设起来了，而旧制度的遗存依然保留了下来。秦汉的九卿，到了隋唐时期演酿成九寺五监。在职能上，它们多数与六部重叠，成为在六部统领下的详细服务机构。
例如，文化教育由礼部统管，九寺中的太常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，五监中的国子监也都属于文化教育机构，其分工是：礼部主管文化教育的政令和制度，太常寺则卖力详细的祭祀和乐舞，光禄寺专管饮食供应，鸿胪寺专管接待来宾和丧葬仪制，国子监详细卖力学校治理。这些机构的存在，使政务和事务有了较显着的分工。在唐代政治制度中，阉人专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。随着皇权的增强，天子身边的阉人成为控制朝政的有力工具。
玄宗开始，内用阉人供奉，外用阉人监军，阉人的职位开始上升。安史之乱期间，阉人开始介入政务。到代宗时，任用阉人掌握枢密，主管文书出纳和宣布诏令。
厥后，鉴于藩镇盘据，德宗为了建设一支真正听命于自己的军队，派阉人统领中央禁军中的神策军。正是由于天子不停扩展阉人势力，最终生长到阉人可以左右天子废立的水平。
唐代的阉人专政，与正规阉人机构内侍省没有多大关系，而是由天子派遣阉人担任种种使职形成的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卖力天子与宰相之间通报信息的两名枢密使，以及统管神策军的两名神策中尉。左右枢密使和左右神策中尉在晚唐号称“四贵”，成为真正的政要。隋唐在地方体制上实行州郡合并，中央直接受州郡，减省了地方中间机构。
唐代又分全国为十道（开元后分为十五道），作为对地方州郡的监视区域。但唐代设置的节度使，对政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盛唐时期，为了更好地防范边疆游牧民族的入侵，由辽东到剑南沿边设置了平卢、范阳、河东、朔方、北庭、安西、河西、陇右、剑南九大节度使，统辖边防军队。由于军事行动的需要，节度使逐渐兼任辖区的支度使和营田使，并加入父母官员的任免和民政事务的处置惩罚。
这样，节度使集军、政、民、财于一身，手下又有一支实力强大、善于作战的军队，而朝廷并未形成有效控制节度使的方法。尤其是安禄山，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。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历程中，由于军事需要，唐王朝不得不在内地广泛设置节度使，习称方镇或藩镇。
到宪宗元和年间，全国有方镇四十八处，形成了盘据态势。经由五代（907—960）的战乱，北宋又重建了统一政权。
宋代（960—1279）全盘继续了唐代的制度体系，在外忧和内患之间，两宋更为重视“防微杜渐”。宋太宗曾有言道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外边事，皆可预防。
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谨此。
”因此，宋代的制度建设，更为重视细微之处的完善，特别注重权要团体的制衡和监控。而宋代儒学的生长，又形成“天下事原理最大”、“与士医生共治天下”的社会思潮，使宋代在制度建设上形成了一定的特色。
宋太祖以戏剧性的方式“杯酒释兵权”以后，重视文治，形成了重文抑武的国策。北宋革新了唐代的团体宰相制，形成了宰执制度。宰是宰相，执是执政。
同平章事为宰相，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为执政。宋代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，可是中书门下不管军事，军务另设枢密院掌管。
另外，财权则由三司使卖力。中书管行政，枢密掌军，三司理财，使宰相权力支解到多个机构，突出机构之间的制衡。
宋代的台谏机构有很大的变化，御史台在宋代以后，除了监察以外，新增了言事职能，真宗时还专门添置了言事御史。从太宗到真宗，又逐渐在唐代门下省的基础上改置了谏院。通常台谏官员，一律由天子直接任命，不由中书。
这样，台谏官员品评宰执可以无所忌惮。加上宋代有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老例，使台谏可以不惧天子。
仁宗以后，台谏合流，弹劾谏诤，中外耸听，对天子用权和宰相执政都形成了极大的制约。其时人苏轼在奏章中评论说：“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
”台谏所言，并纷歧定都正确，然而这种制度，可以有效反映舆情，矫正决议。“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。
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；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”宋代的台谏，使东汉以来的清议民风制度化规范化，并成为国家决议、政务推行所不行缺少的组成部门。宋代厚遇士医生，其努力作用是养育了士人的节气，其消极作用就是造成叠床架屋的机构和滥竽凑数的冗员。
隋唐至五代形成的机构，宋代险些都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，同时又陪同着政府职能的调整新设了许多机构。旧有的机构多数成为不理政务的闲散养老去处，而且专门设置了宫观官职和祠禄制度，以安置脱离了政治中心的官员。在地方建制上，宋代的府、州、军、监与唐代的州郡区别不大，比力有特色的是“路”的设置。“路”是在唐代“道”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，宋初为十五路，神宗时增为二十三路，其性质介于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向导机构之间，以监视地方为主，行政职能为辅。
路一级设置有抚慰使司（帅司）、转运使司（漕司）、提点刑狱使司（宪司）、提举常平使司（仓司）等机构，统称监司。所有监司均直接对中央卖力，互不统辖，相互牵制，主要职能是监控府州。在府州一级，宋代设置了一个特殊官职，称为通判，又叫监州，顾名思义，主要职责是监视知府知州，凡府州之事，通判无不外问，知府知州的公牍，必须有通判连署方可发出。
由监司到通判，宋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了。尤其是为了保证中央集权，宋代推行以京官知地方事的驱使制。派到地方的行政主座，其正规职务为京官，全称为“某某官权知某某地方军州事”，逐渐演变为子女的知府、知州、知县。辽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建设的政权。
它们在一定水平上都受到了唐宋制度的影响，在汉化历程中借鉴甚至模仿了唐宋之制。可是，它们又以少数民族的原始方式，打击着唐宋制度体系中的腐朽身分。辽（907—1125）为契丹族所建之国，起初，由八个部落的“大人”轮流担任可汗，在耶律阿保机手里才建设了天子制度。
今后的帝位承继，依然生存着诸部“大人”确认的仪式，而且皇族耶律氏和世代通婚的国舅部萧氏的关系很是密切。国舅部萧氏一直在辽国政治中有重大作用。辽国的汉化是有限度的，详细来说，就是在契丹部落实行旧制，在汉族区域实行汉法。
“兼制中国，官分南北，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。”政府分为两个系统，治理契丹的称北面官，实行少数民族的契丹旧俗；治理汉人的称南面官，实行模仿唐宋的爵称官制。
金（1115—1234）为女真族所建之国，开国后依然保留着称为“勃极烈”的部落议事集会制。到金熙宗完颜亶天眷年间，尽力推行汉化政策，建设了太子制，破除了“勃极烈”，模仿唐宋制度建设了政治体系，设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，史称“天眷新制”。可是，金国只是学到了汉制的形式，却没有掌握汉制的实质。
例如，唐代三省并立，其目的是相互制约，防止宰相专权。而金国为了消除三省的相互制约，在新制实行后不久即破除了中书、门下二省，由尚书省独揽政务。元代（1205—1368，1279年更名元朝以前为大蒙古国时期）是蒙古族以武力所建之国，直到世祖忽必烈手里才接纳了汉制。可是，元代一直保留着部落同盟时期的“忽里台”制（诸王大会）。
纵然立了太子，还得经由“忽里台”集会认可。天子处置惩罚政务也不正规，一直没有朝参议政制度。
元代宰相权力过大，往往是权臣执政，特别是怯薛（天子身边的亲兵伴当）在政治中有重大作用，多数大臣身世于怯薛。元朝的中央政府，以中书省掌管政务，以枢密院统领军政，以御史台掌管监察谏诤。从忽必烈以后，中书令和枢密使均由太子挂名，实际宰相则由中书省的左右丞相、平章政事充任。
宰相往往兼知枢密院事和兼领宿卫，这是元代宰相专权的一个重要途径。在地方建制上，元代的重大肆措是建立了行省制。多数（北京）周围称为“腹里”，由中书省直辖，腹里之外设置十一个行中书省，分辖地方事务。
明（1368—1644）清（1644—1911）两朝，皇权专制获得了进一步增强，国家体制也有了新的变化。明清的政治体制，在重大政治决议上强调“乾纲独断”，即天子的小我私家独裁。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权臣专政，破除丞相制度，由天子直接统领六部，处置惩罚政务，大大强化了天子的作用。然而，明代政治中的制度性毛病，正是强化皇权带来的副效应。
永乐以后，明代的天子多不争气，有的贪玩，拿国家大事当儿戏，如正德帝和天启帝；有的同大臣意见不合闹别扭，如嘉靖帝和万历帝。效果不是把权力交给阁臣，就是把朝政交给阉人，导致了政治的昏暗。清代天子矫正明制之弊，视朝听政不辍，解决了阉人专政问题，但专制独裁的基础毛病依旧存在，满汉隔膜又加剧了政治中的猜疑提防。明代的太子制度，已经泛起了危机。
明太祖的太子早逝，朱元璋立了“皇太孙”，效果引发了“靖难之役”。万历帝想立自己痛爱的郑贵妃之子，违背了“立明日立长”的规则，大臣们力争不行，导致了长达十四年的“争国本”，反过来又深深扩大了天子与大臣之间的裂痕。清朝康熙帝深受华文化的影响，实行太子制，却因为太子的不胜任深受困扰，并引起了厥后残酷的宫廷斗争。
到雍正帝时，总结历史教训，建立了“密建皇储”制度，即由天子在所有皇子中秘密选择继续人，写成两份密旨，一份置于乾清宫“正大灼烁”匾后，一份随身携带。天子死后凭据密旨继位。这一变化，对于保证继任天子的品行能力具有一定作用。
清代天子多数不算昏庸，同密建皇储制度有相当关系。明代由于制度原因引起的天子与大臣冲突，以“大礼议”最为典型。正德帝暴死无嗣，大臣迎立已故兴献王之子朱厚熜，即嘉靖帝，导致了能不能立兴献王为“皇考”的“大礼”之争。
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一大批大臣，主张按礼制以孝宗为“皇考”；以观政进士张璁为代表的官员，则推测迎合嘉靖帝的意图建议立兴献王为“皇考”。嘉靖帝不接受内阁的主张，内阁也不接受嘉靖帝的旨意。天子与内阁的严重反面，使明朝政治受到了极大影响。
内阁以团体告退要挟，天子以廷杖笞责威逼，效果引发了嘉靖帝四十年不上朝，斋醮炼丹，求道求仙，政务疏弃。万历时的“争国本”，与嘉靖时的“大礼议”具有类似结果。这讲明，帝制和礼制之间暗含的冲突到了明朝已经难以和谐，天子和文官团体发生反抗，缺乏须要的协调机制，旧有的体制对此难以化解。
明清天子统领政务，主要通过视朝和批阅奏章举行。为了协助天子，明代形成了内阁制度，为天子提供批答奏章的草稿，称票拟。然而，从宣德年间起，阉人机构司礼监开始制约内阁票拟。
明英宗重用阉人王振，导致“土木之变”，厥后又依靠阉人夺门复辟，今后开始了明朝的阉人专政。天子如果不视朝，阉人就成为天子处置惩罚政务的重要助手，替天子批答奏章，通报下令。
而为了保证皇权，天子又要增强对百官的监视，于是，阉人统领的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等特务组织，就成了天子监控官员的得力打手。由此，使明代的阉人专政到达了极点。清代通过天子亲自处置惩罚政务，直接与大臣相同，较为彻底地解决了阉人专政问题，厂卫特务组织也因为毛病太多而在清代被破除。为了保证天子掌握差别信息，清代从康熙起建设了“密折奏事”制度，即给天子信得过的大臣官员赐予密折奏事权，所奏的密折直达天子，任何其他人不得寓目，天子的批答也直送本人。
密折的花样随意，内容无所不包，凡有关政治经济、民间舆论、蜚语蜚语、政界秘密等大事琐闻，均通过这一渠道上达天子，成为天子相识下情、控制仕宦的重要手段。明初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破除了中书省，以防止大权旁落，还以“皇明祖训”的形式，划定子女子孙一概不许设立丞相，如有提议设丞相者则以奸臣论处。然而，天子日理万机，终须有人辅佐，于是，明成祖时建立了内阁制度。所谓内阁，就是以一些翰林院官员入直文渊阁，到场政务，协助天子。
内阁的主要职责，是为天子充当照料，票拟批答。厥后内阁逐渐升级扩大，阁臣中有一人总卖力，称为首辅。到嘉靖、万历时，内阁职位越来越高，成为不是宰相的宰相，嘉靖帝自己也说，内阁首辅，“虽无相名，实有相权”。
如嘉靖时的严嵩，万历时的张居正，都以首辅身份权倾一时。只管如此，内阁的性质始终只是天子的秘书照料，在权力上同以前的宰相不能相提并论。清代沿用了明代的内阁制度，但其作用下降为掌管文字的秘书班子，军政大事并不由内阁商议。内阁大学士以殿阁为名，习称中堂，名义上是宰相；助手为协办大学士，习称协揆，名义上是副相；然而他们并无宰相副相之权。
真正的政务中枢，清初是议政王大臣集会，雍正以后为军机处。内阁只是一个承办种种文书的机构，卖力草拟章奏批答和起草诏旨。军机处设立后，内阁连重要文书都不再经办，只是处置惩罚一些通例例行的公然文件。
清入关前夕设立议政王大臣集会，称为“国议”，作为天子的辅佐机关。重大政务都由它决议。康熙时，重用南书房的侍从，以抵消议政王大臣集会的作用（乾隆时正式裁撤）。
雍正时为了适应西北用兵的需要，在养心殿外设立军机处，取代了南书房的职责，统管军政大事，由天子任命军机大臣，下有军机章京协助。军机处不用书吏，草拟文稿由军机大臣亲自举行，间或由军机章京代拟。
从军机处建设后，朝廷公牍分为两类：一般文件仍由内阁处置惩罚下发，称为“明发”；重要文件则由军机处密封驿送，称为“廷寄”。军机大臣逐日入值，可与天子天天晤面；天子巡幸，则军机大臣随从。事关军政要务，军机大臣可向天子提出建议，但事事均由天子决断。大学士虽然有宰相之名，但不入军机，不能算“真宰相”。
至此，清朝天子的辅政机构最终定型。明清均由天子直辖六部。
六部的设置，基本上沿用唐宋旧制而略有变化。六部以吏部为首，吏、礼、兵三部，按职能各设四司，户、刑、工三部，则按省名设司。清代为了统管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，还设有理藩院，与六部并列。
六部的主座为尚书，副手为侍郎，习称堂官。六部之外的重要机构，有翰詹科道和通政司、大理寺。翰为翰林院，主要职责是编辑校勘图书史籍。在明清时期，翰林院有一特殊职能，就是高级人才的储蓄训练。
部院主座直至内阁军机，多数出自翰林院。从明代起，高级仕宦的选拔上就有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”之说。
詹为詹事府，原来是领导太子的机构，与翰林院通职。到了清代破除太子制，但詹事府依旧保留，职能与翰林院混同。科为六科给事中，卖力审核六部事项。
道为十三道监察御史（清为十五道，光绪时改为二十道），卖力监视百官。明朝改前代的御史台为都察院，强化了监视职能。
通政司是明代开始才有的特殊设置，专管向天子呈转所有奏章，厥后又卖力撰写贴黄引黄。贴黄是奏章的摘要，引黄是在外封书写的条目要点。由于明代通政司掌握了通向天子的所有信息通道，有喉舌之称，权力过大，清代则削减了通政司的权力，种种奏章直送内阁，密折连内阁都不经由，通政司的职责只是核对公牍程式和呈转。
大理寺是司法审判机构。明清的三法司分工为：刑部初审，大理寺复审，都察院监视。大理寺专管复审刑部和行省审决的案件。
明清时期所说的九卿，就是六部主座加上都御史、通政使和大理寺卿九人。明清中央的机构设置，六部主要从事实务，翰詹科道以清议著称，二部门隐然相对，形成牵制之势。明清在地方建制上沿用了元代的行省制，明代分全国为十三行省和南北两直隶，清代分全国为十八省（包罗直隶）。
另外，清代的满洲、内蒙古、外蒙古、回部、西藏五个地域不设省，作为特别行政区由中央直接受辖。清末，陆续又增设了新疆省、台湾省和东北的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省。明代在各省设置三司：以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，简称都阃或都司；以承宣布政使司掌管民政，简称布司或藩司；以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刑狱和监察，简称按司或臬司。三司互不统辖，划分对中央卖力。
为了统辖事权，克服三司相互矛盾之弊，明代中后期开始向各省派遣巡抚，统管一方事务。随着巡抚的牢固化，藩臬二司逐渐成为巡抚的下属机构。另外，明代还在部门地域派遣过总督，以协调各省和各镇的军事行动。清代在全国牢固设置八大总督（直隶、两江、湖广、陕甘、两广、闽浙、云贵、四川），统管一省或数省军政民政，习称制台或制军，因其挂兵部尚书和都御史衔，也叫部堂。
另外，另有河流总督和漕运总督，专管治河和漕运。按省设置巡抚，作为一省最高行政主座，习称抚台或中丞，因其挂兵部侍郎和副都御史衔，也叫部院。总督和巡抚衙门不设佐贰属官，没有下属部门。
每省设布按二司，为一省的正式官府。属督抚统领。
明清的督抚藩臬为地方大员，特别是清代督抚，号称封疆大吏，可是却要受中央的严密控制，不行能形成地方势力。直到晚清，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湘淮军兴起，督抚权力才日渐增长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格式有所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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